第三是法制意識。在我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法律規章在一些人心中沒有神圣性,部分人對此缺乏敬畏感。今年入秋以來,北京頻繁地遭遇霧霾天氣。科學界已經有結論,霧霾可誘發癌癥。可是,每到節假日,二三環以內就不時地可以聽到鞭炮聲,有的是結婚,有的是企業開張。有一天重度霧霾,機關槍似的鞭炮聲照樣在小區門外炸響。市政府早有規定,除了春節,平時5環以內禁止燃放鞭炮。可是總有一些人對此置若罔聞。本人住處附近的街道中間,有一處隔離欄桿的缺口,中間安裝了4個隔離墩,一條斑馬線從中穿過,意思再明白不過,這是為行人準備的,汽車不許通過。但是,上周突然發現有汽車在那里拐彎,一看,4個隔離墩被拆除了3個。今天早上,我發現一個都不剩了。可悲的是,所有這些違法違章的缺德事情都沒有人管,聽之任之。

公德也好,認真勁兒也好,法制觀念也好,都必須綜合治理。嚴管當然是一個方面,自覺性的培養也不可或缺。同時這也與社會的整體氛圍有關,如果人們都把社會看作一個整體,把自己當作這個整體的一分子,而公共場所是大家共享的地方,個人沒有權力獨占或者破壞,那么就自然形成了公共道德或公民意識。

公民意識或公共道德是如何成長的?教育固然必不可少,罰款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但更重要的是培育公德得以生長發育的土壤。聯合國調查了156個國家和地區,今年9月發表了一個名為《2013全球幸福指數》的報告。根據這個報告,前十名全球最幸福的國家是丹麥、挪威、瑞士、荷蘭、瑞典、加拿大、芬蘭、奧地利、冰島和澳大利亞。這些國家都是富國,人均收入高,都實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貧富差距很小,教育免費,醫療有的免費、有的收費很少。這樣的現實生活反映到意識形態層面,就是公共意識:國家是國民休戚與共的利益共同體,一個包括全體國民的經濟核算單位,一個放大了的家庭,社會因此而和諧。

同樣是歐洲發達國家,公民意識也有很大差別。經濟危機以來,南歐國家為增稅而吵得一塌糊涂,希臘人上街示威,法國有錢人紛紛外逃,而丹麥人卻反對減稅。近年來因為出口受阻,丹麥政府推出了減稅措施,適當下調了個人和企業的所得稅,不料因此民意調查支持率大幅下降。為什么?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一位護士這么說:“我不支持減稅,這意味著公共財政收入縮水,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得不到足夠的幫助。越是困難時期,有能力的人越應該多做一些貢獻,這樣我們的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才會強大。”可見在這個護士的心中,國家就是一個大家庭,人與人之間不是互相欺詐爭奪,而是互相幫助。

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我國社會被分割成許許多多封閉性小范圍,社會秩序主要靠區域自治和宗族管理。那時候,人的活動范圍很小,周圍的人不是親屬、本家就是鄉鄰,人們的行為到處受到監督,有誰的行為太出格了,他在鄉里就會抬不起頭,站不住腳。現在的情況不同了,人口在全國范圍內頻繁地流動,周圍大都是陌生人,傳統的監督消失了,人性中一些“惡”的念頭冒出來,最終體現在某些人的某些行為上。如何盡快消除這些不道德、不守法、不文明的現象?社會制度和設施的建設完善是重要的一方面,與此同時,每一個人也應該自覺地向道德的高地攀爬。

當前,我國的社會經濟處于高速發展時期,人們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然而,國力的強盛不僅僅體現在經濟數據上,一個社會的和諧、凝聚、向上,是更為重要的方面。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國富足強大,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危機意識,任由這些精神層面的缺失發展泛濫,我們離完全意義上的強國,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