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寒風中說話的叫董庭輝，他正在介紹北京一處工地的施工情況。看他熟練地指點著方位，很難想象在十幾年前，他還是河北省承德市牌樓鄉廠溝村的一位鄉村教師。
1999年，因為響應國家退耕還林的號召，董庭輝家中的農活兒一下子少了許多。他當民辦教師賺到的那點錢，難以支撐全家人日常的生活開銷以及一雙兒女的學費，只好只身來到了北京打工。
董庭輝：“那會兒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農村雖然生活有點好轉，但是畢竟物價上漲，孩子也需要學費，這樣就逼迫著我不得不出來打拼，為他們掙點學費，改善生活。我是93年在農閑的時候和暑假寒假出來，最后是長期在北京固定工作是99年，到今年已經14年了。”
懷揣著夢想來到城市，展現在董庭輝面前的是一個新鮮而陌生的世界：城里人住的是高樓大廈，而農村住的是平房；城里人冬天能吃到新鮮蔬菜、冰激凌，而這在當時的農村也是不可想象的。董庭輝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城鄉生活之間的巨大差距，而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工友的經歷。
董庭輝：“93、94年干活兒，當時一個民工去打電話，很著急，北京人一看這人臟兮兮的就說“我電話壞了”，當他離開之后另一個人進屋就能打電話。民工就這樣茫然地一個人走開。當時我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畢竟在城市人眼里是另一個眼光看待我們農民。”
董庭輝的困惑還不止這些，而擁有同樣困惑的農民工還有很多。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涌入城市，農民工進城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凸顯。作為一個自相矛盾的稱謂，“農民工”三個字本身就深刻反映了他們的“邊緣人”狀態。他們在農村有地，但身在城市；他們在城市工作，卻沒有城市戶口，不享受社會保障；他們向往城市，并為城市貢獻巨大，卻不被城市所接納，只好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
在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副主任李國祥看來，董庭輝的這些遭遇，其實是兩種不同文化在心理上的碰撞。
李國祥：“農村人來到城市首先在心理上、文化上受到的沖擊應該是比較大的：一個方面就是城市不能平等對待農民工，在言語上、思想觀念上、待遇上有一種排斥心理，這個實際上是無形上給人的一種不平等。作為農民，他從農村來到城市往往可能也存在自卑心理，農民自身的文化、生活習慣、思維方式，跟城市的居民存在很大差異，要想融入進去實際上也比較困難。”
李國祥：“我們離開老家出來打工，眼看著快十七個年頭了，這些年，我們走了一條很長的路，從鄉下一步一步地走向城里，這些年，有開懷大笑的時候，也有欲哭無淚的時候，我們走了這么長的路，究竟是為了啥哩？……二牛終于以自己的方式得到了解脫，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有時尊嚴比命重要。”
2008年上映的電影《農民工》講述的是農民工背井離鄉來到城市，為了在城市里贏得尊嚴，經歷了各種苦難，最終帶著幸福和信念，回鄉再創業的故事。和電影里的主人公一樣，河北省承德市牌樓鄉廠溝村的董庭輝也沒有輕易認輸，他下定決心改變自己，他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城市人對農民的看法，為農民工贏得尊嚴。
董庭輝：“當時我就這么想，人要想在城市立足，必須要改變自己，從思想上改變自己。說白了我們也是人，要想在北京站住腳，必須要有一技之長，要學習。”
說干就干，董庭輝買來了測量學、市政管理方面的書，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還有歇工的時候就趴在工棚里學習。他還經常跑到中關村和西單的圖書大廈，要么看書，要么買書，拿到書就蹲下來看，一點一點啃。但是，對于一個沒有相關知識基礎的農民來說，學習工程方面的理論何其艱難，董庭輝咬牙堅持住了，并想盡辦法拜師學藝，卻是屢屢碰壁。
董庭輝：“我來北京都三十多歲了，有人說人過三十不學藝了，你別學了，學這可困難了。不行，我非要學不可，我就是下苦工、認真學。只有堅持，沒有退路。在師父工作稍微輕松一點的時候，我就拿著書苦苦請求，想法跟著學，最后用我實際行動把人感動了吧，他就教我一點一點學。”
經過多年的努力，不斷地拜師學習，董庭輝從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一直做到技師，把各種專業證件都考到手了。如今的他，已經是一名工程師，并開始獨立挑起公司項目部的大梁。他說，工作和生活的變化讓他有了更多的自信，他覺著自己活的更有尊嚴了。
董庭輝：“現在農民工出外打工，一般都是想拼體力，實際上作為農民來說打工的人應該尋找自己的機遇，學習技術去改變自己，能夠增加收入，還能解放自己的勞動。經過十幾年在北京的打工，日子上、心態上、自信上已經有了些新變化，感覺稍微安穩一些，起碼我認為自己通過學了技術，在命運上有了改觀。”
盡管成功地由農民轉變成工程師，但董庭輝的自學之路并沒有停止，他報考了網絡大學進一步加強學習，因為他還有一個更大的夢想。
董庭輝：“說我五十多歲還考大學？考大學一直是我的夢想。有了一個國家承認的大專證，之后我可以繼續再考，可以考國家注冊的測繪師，就算是真正圓我的夢了。”
說起董庭輝的經歷，李國祥十分感慨，他說，董庭輝給廣大農民工做出了表率，農民工提高自身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是獲得更多尊重的前提條件。
李國祥：“最終農民工能不能獲得尊嚴，得到社會承認，關鍵問題在于他對社會的貢獻，只有社會貢獻大，他才會獲得自己的尊嚴。”
著名導演楊亞洲的一部《泥鰍也是魚》其實是一部愛情電影，但因為這種愛情發生在外出打工的農民工身上，也才更加悲情和動人心魂。根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到2012年末，我國的農民工人數達到2億6千萬，而長年在外務工的農民工就有1億6千萬人。他們在他鄉還好嗎？幸福了嗎？得到尊重了嗎？
盡管日子一天天好起來了，社會認同感也在日益提高，但董庭輝還是有一絲擔心。
董庭輝：“我從一個農民打工者走到了工程師這個地步，已經說是成功的，但是我自己感覺到好像還有欠缺，也有些茫然，等老的那一天心里沒底。雖然人在北京打工，我一退休，養老得回家呀。孩子是培養出來了，也是二代農民工，同我們的路也一樣。”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副主任李國祥把農民工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歸結為城鄉二元體制的，他認為，只有消除制度上的這種障礙，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才能獲得根本的提高。
李國祥：“把農民工用身份來界定實際上是極不科學的，也是極不合理的，這個主要是我們二元體制制度性差異人為地造成了不平等，最核心的問題是要消除這種制度性的歧視。實際上個人的尊嚴的獲得，和他是不是農民工關系不大，或者說不要和他的農民工的身份掛鉤，最終能不能獲得尊嚴，得到社會承認，關鍵問題在于他對社會的貢獻。”
仿佛直接回應董庭輝們的擔心，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
三中全會的決定，讓董庭輝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說，國家的政策好了，大家干活心氣兒更足了，農民工們將會更加努力，為自己贏得更多的尊嚴。
董庭輝：“希望全社會的農民工都能夠認真學習，讓我們農民工在社會中脫掉“農民工”這個標簽，讓社會承認，這就是我們追求的一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