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3年以來，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反腐風暴、福利改革……催生了公務員的新焦慮癥，越來越多的官員跳出體制，醞釀第三波官員下海潮。有全國政協委員認為，“公務員熱”的退潮恰恰說明市場正在起決定作用。

這是一個既好又壞的時刻，在公務員普遍焦慮的同時，這個群體也在進一步走向規范和職業，將一些懷有特殊預期的人擠出去，最終推動改革。

繼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國或將在未來幾年迎來第三波官員下海潮。“國考”也在降溫，2014年公務員報考人數比去年下降了36萬。

高壓之下，基層公務員神經長期繃緊，但這并未得到大范圍的重視。

“大領導如果一出事，整個系統都會面臨洗牌。首當其沖的是，工資待遇肯定會進一步被削減。” 王斌說。

“高層希望通過這兩年的肅貪將公務員職業復歸平常，將一些懷有特殊預期的人擠出去，才能推動改革。”

在體制內浸淫二十多年、見慣了大風大浪的于波，從未像今天這樣想要離開這個體制。“八項規定”刮走了逢年過節的購物卡，曾經引以為傲的社會地位和面子也受到挑戰。

身為中部某市工商局副局長，于波以前無論走哪，別人都會敬他三分，現在，誰都可以調侃他一番：于局還好吧？沒進去吧？

“既沒有利益帶入，又沒有正面形象，你覺得我繼續待著還有什么意思？”于波說，只要公務員養老金并軌，他就立馬辭職。

他身邊已經有不少人在付諸行動，其中不乏一些大的領導，比如該市建委的一位副主任去了某知名房企。在全國，也不時傳出公務員下海的零星個案：2014年3月，杭州市金融辦副主任俞勝法加盟阿里巴巴。2013年10月，全國人大信訪局副局長黃力群去了一家律所。東部某市的法官出走太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發文要求警惕法官辭職。輿論預測，繼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國或將在未來幾年迎來第三波官員下海潮。

但是在風聲鶴唳的官場，更多的人像于波一樣，選擇繼續觀望，在辭與不辭之間掙扎。浙江省心理醫生趙國秋發現，八項規定推行的最近兩年里，找他看病的公務員比過去明顯增加。趙從2007年開始一直擔任浙江省“公務員心理援助項目”牽頭人。他主導的最新一項抽樣調查表明，“公務員心理健康水平不夠高，幸福指數不夠高，壓力比較大，職業倦怠的分數比較高”，比2007年調研時更為嚴重。

“糖”沒了

沒完沒了的應酬，一度令王軍這個東部某市供電局的處長叫苦不迭，一開始，當禁止吃喝的大棒揮來時，王軍還長噓了一口氣：從此可以解脫了，但接二連三的規定，讓王軍很難再快樂起來。

先是每個月5萬塊的獎金不見了，接著連哈根達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前不久，電力系統還給所有處級干部的公車上裝了衛星定位系統，這意味著如果王軍想公車私用，后臺一目了然。

“這哪是在當官！”王軍說，他已經很久沒敢出門吃飯了，要是非被朋友拉出去，就一定把老婆孩子捎上，以證清白。這種做法在他的官場朋友圈里，已經形成一種共識。

王軍或許不知道，其他系統的官員面臨的監管不比他松。南方周末記者在采訪中聽到不少這樣的例子：廣東某市官員的離任審計變成三五年審一次；在浙江某市，行風監督員隔三差五就上門……

“最近我們正好要搬家，辦公室有點亂，被監督員看到了，立刻對我們提出批評，說公家單位要注意形象。”浙江某市一位官員記得，上回，某單位違規發了袋大米，市里也要通報一下。

這是一條不能觸碰的高壓線。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2.45萬起違反八項規定的案件，數以萬計的干部因此受到處理。

烏紗難保的風險，使得每個官員都不敢掉以輕心，執行時中央到基層由此層層加碼。王軍的領導交代：“你們私底下說話注意點，不該說的話不要亂講。”原本就謹小慎微的官場，變得更加噤若寒蟬。中午到食堂吃飯，王軍發現大家都各吃各的，莫談國事，“就好像這些條條框框的規定對我們的影響幾乎不存在一樣”。

在上海某市直機關，正科級干部陳斌也早就嗅到了這股緊張的氣息。和所有人一樣，陳斌知道組織干部處處長辭職的消息，也是通過一張A4紙大小的布告。剛剛過去的4月，這個消息像一枚炸彈，在單位里炸開了鍋。

“他已經快五十了，又在那么重要的職位，他的離開確實有違常識。”陳斌說，這位處長的保密工作做得極好，估計一個月前就提出辭呈。而在他的視野所及，已經離開的遠不止這個處長。一個實權部門的副處長，去了某房企當營銷主管，另一個科長，也在最近辦了離職手續。

出走的原因無一例外都跟福利沒了有關。以前一年到頭，陳斌所在系統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動用工資卡的錢：住宿有單位宿舍，吃飯有食堂，每個月還有500元的交通卡，逢年過節發的購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七七八八地加起來能有個五六萬，這差不多是他工資的一半，但現在過年連賀卡都不發了。

“像這位副處到手的年薪也就十萬，最近剛生了娃，壓力很大。”陳斌說，自從2006年上海社保案之后，上海公務員的工資基本上都沒什么大的調整。

于波印象中，最近十年工資不僅沒有升，如果按貨幣購買力來說反而降了。“我現在每個月到手的錢就2600塊。”于波說，二十多年前他剛進單位的時候，還能是中上等，他現在的收入在當地只能算是中下等，連他做農民的哥哥都不如。“他打工一天就能掙一兩百。”

不同于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于波所在的城市屬于中部欠發達地區，福利不是很高，也就偶爾發點日用品，過年過節別人偶爾送條煙。“就像給小孩子糖吃一樣是快樂的，現在就沒有這種快樂的感覺了。”

“不消極，也不積極”

對于一個有著幾百號人的大單位來說，三個官員的集中離開看似不能說明什么，但在陳斌印象中，這是歷史上極為罕見的。他進單位十年，只走過一個人。

體制的巨大魔力，使得公務員成為中國流動性最小的職業群體。名校碩士畢業，放棄外企高薪，陳斌當年擠破頭考公務員圖的就是它的穩定和旱澇保收。他參加國考的2003年競爭還不像今天這樣慘烈，那年恰逢大學擴招后的首批大學生畢業，公務員熱剛剛興起，之后十年，公務員報考人數屢創新高：2003年才8.7萬人，2010年已經突破140萬大關。

跟陳斌這一代80后相比，于波這一代60后看似幸運——國家包分配，但要想獲得體制的敲門磚并不容易，于波當年所在的班級只考了兩個大學生。于波是1980年代末的大學生，他們往往被認為是最有理想的一代青年人，后來很多同學下海經商，于波仍然堅守在體制內，他想以一種體制內的健康力量激濁揚清。

最開始，體制帶給他無限的榮光。五個兄弟姐妹中，于波是唯一的大學生，家里人也覺得長臉。可是后來每況愈下，現在，朋友聚會，于波能不提自己是公務員就不提。

日子過得緊巴不說，工作壓力比以前也要大。前段時間，省工商局在他們下邊的縣抽檢了一批化肥，有不合格的產品。以往，于波看到報告之后，肯定讓縣下屬的工商所處理一下就完事了。但現在因為生怕舉報，于波的第一個反應是親自下去督導，并就報告中出現的同批次問題產品，擴大到全市進行追查，確保萬無一失。

“不干事怕被處分，但只干好本職的事，不會主動去干別的。”于波說，不消極但也不積極。

對于電力系統的王軍來說，每天的日子同樣可以用“提心吊膽”來形容，不出安全事故，是擺在他們面前的一根高壓線，但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事還是發生了。

2013年6月5日晚，王軍所在的東部某市一根500千伏的越江電纜發生故障，導致數個主城區的部分區域停電一個多小時，這在過去是極為罕見的。盡管事后查明故障電纜是由法國企業制造安裝，但是該電網的副總還是被免掉了。

“上邊很緊，但下邊是一盤散沙。”王軍說，“這次事故有其偶然性，但也是高壓之下的一個連鎖反應。”

兩組調研數據的變化，部分印證了基層公務員消極怠工有愈演愈烈之勢。2008年，重慶市發布了一組調研數據，不低于50%的公務員時常倦怠，2013年，中國社科院的一份調查顯示，79.89%的基層公務員存在有輕度工作倦怠的現象。

在門診中，心理醫生趙國秋接觸到的公務員這兩年也明顯增加。“主要表現為焦慮癥、抑郁癥、強迫癥、軀體化障礙。比如有想辭職的，有晚上睡不著的，有靜不下心考慮問題的，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張，不知道如何度過現在以及今后的一段時間。”

可以佐證公務員心理問題嚴重的，還有趙國秋到機關講學的次數越來越多。最近兩年，不下百場，上自省里，下至街道都有。

趙國秋心理公開課的火爆，或許跟浙江省政府的重視有關。據了解，2007年開始，浙江省啟動了公務員心理援助項目，省委組織部、人事廳牽頭，省本級財政支持。趙國秋是課題負責人。據了解，最近這幾年，推進的速度在加快，調研地范圍不斷擴大，試點也在從小的試點向面上推。

但是在全國，像浙江省這樣重視的并不多見。曾經在2008年紅極一時的中國首家公務員心理健康網已經停止更新多時，創始人是重慶一位退休的副廳級干部。一位接近該官員的心理學界人士說，之所以后來不搞了，跟一些領導打招呼有關，“領導覺得這些涉及公務員的隱私，不便于對外公開。”

再做“92派”？

在高壓之下，除了零星的官員下海，一股辭職的暗流正在一些基層公務員中涌動，最明顯的例證是，在豆瓣小組、QQ群里，公務員辭職的小組比比皆是。

今年年初，一篇《上海80后公務員辭職自述》在網絡引發熱議，他在文中的描述，或許可以代表許多年輕人想要逃離體制的心境：收入7年沒漲，職級7年沒變，能力是“聽話加寫報告”，社會關系是“領導加同事”。而人生卻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覺到自己是loser……公務員像極了溫水中的青蛙，慢慢不知不覺被煮熟了，如果當年直接扔熱水里頭也就跳出來了。被短暫的安逸消磨了奮斗的勇氣，最后成為機關里那些碌碌無為人中的一員。

李飛是其中一個公務員辭職QQ群的管理員，他也是因為受不了體制內的各種壓抑才逃離的。離職前，他是西部某市下邊的區人事局官員，現在是當地一家小農藥種子公司的銷售主管。

離開后，李飛最大的感受是，比以前開心了，價值也得到認同了。“在政府比較務虛，但是企業很務實，只有一個標準，就看你能不能給企業帶來效益。”李飛說。

但是對于很多上了年紀的公務員來說，在辭職問題上更加審慎，養老金是很多人考慮的決定性因素。在現有體制下，如果一個公務員要離職，就等于要凈身出戶。“如果我走了，一分錢退休金都拿不到。過去20年就等于白干了。”于波說，如果把之前的養老金給我補上，我立馬走人。

養老金“雙軌制”問題一直以來都飽受外界詬病。公開資料顯示，目前，中國有4000萬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并未進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而是由財政直接掏錢發退休金。2012年，全國企業職工養老金平均1900元，但同期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金是其2到3倍。

據《財經》雜志報道，人社保目前已經醞釀養老金“并軌方案”。改革后，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收入主體將由基本養老金和職業年金兩部分構成。但學界普遍預計，整體上不會有大的調整，因為改革阻力太大。

當養老不再是一個問題的時候，一些人的離開便顯得水到渠成。據了解，2013年，在西部某市，有一百多名中年官員集體下海，退休金照發。

他們的離開，源于一次難得的機遇。該市官員丁明回憶，2013年，該市新設了一區，但上頭要求不增加編制，所以市里發出公告，動員連續工作30年以上的老同志提前退休，騰出位置給年輕人，允諾待遇和養老不變。出乎丁明預料的是，報名相當踴躍。

“這些官員大多前途一片大好，五十來歲，以前都是擠破頭，托關系，搞升遷的，現在發現當領導連吃喝的權力都沒有了，加上覺得官場人際關系太復雜，也就沒了興趣。”丁明說，其中最大的官，是該市市委辦主任。

辭職對于一個有著一定級別的官員而言并不容易。最常被人提及的一個案例是2000年，中國世貿談判代表齊紅兒想辭職下海的故事。一開始，組織上不讓，理由是她的工作涉及國家機密，按規定必須在外經貿部其他不涉密崗位工作一年，度過保密期后才能辭職，否則將按辭退處理。但齊紅兒去意已決，果真就被辭退了。這意味著她再也沒有機會進入公務員序列。

上述市委辦主任最終還是去了一家企業，年薪幾十萬。在這波辭職個案中，一般都是去企業打工居多。“去房產公司、會計、律師等行業的居多。”李飛說。

這跟1992年那波下海潮中的官員多少有些不同，他們中許多都是單干。現在耳熟能詳的企業家陳東升、馮侖等人都是那個時期下海的官員，俗稱“92派”。有人曾這樣描述92派的典型特征：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理想主義情懷，1980年代末期走出體制。

1992年的中國，遍地是機遇，“國退民進”的大氛圍讓很多年輕人無法對下海說不。據當時人社部的統計，1992年，有十萬公務員下海，一千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之后的十年，公務員并不吃香。

直到2003年，“國進民退”風向轉來時，人們才一夜之間發現，還是體制內的吸引力要大。所以當2003年新的一批官員下海時，創業門檻已經在抬高。這批官員大多是因為1998年各地機構改革減員后下海的，干的大多是高級打工仔。而現在創業的門檻跟十年前又無法同日而語。

南方周末記者根據公開報道梳理可見，十八大以來下海的十幾起個案中，創業者寥寥，大多是去企業謀職，從地區分布來說，處于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最多，達7名之多。

最大的問題

八項規定實施以來，舊的游戲規則幾乎被悉數推翻，但新的尚未完全建立，這讓許多官員在履職時左右為難、無所適從。

跟基層溝通更難了。“以前跟基層做工作，都是要靠人情往來建立感情，現在這個高壓線碰不得，就變成了公對公地開個會，傳達命令，很機械僵化。”杭州一位官員說，最后沒辦法，只能利用周末時間，組織大家AA制出去玩，通過這種方式跟下邊的人建立感情。

跟上邊的聯絡也不輕松。王婉婷所在的市屬于貧困地區，她所在部門的經費和預算完全要靠自己去市里省里去跑、去求。現在不允許吃請之后，她又誠惶誠恐起來。“現在跑也跑不通，不去跑又不知道行不行，搞得我左右為難。”王婉婷說，萬一你沒跑，別人跑了還指不定呢。

于波越來越搞不清楚，公權力和私人之間的界限。2013年，他請了年假開自己的私家車出去玩，結果遭人舉報，紀委還給了他一個警告處分，理由在他看來頗為牽強：你請的是事假，不是旅游假。

對于大領導的獨斷專行，王斌平常多有抱怨，但是在這個風口浪尖，他反倒不希望大領導出事。“就算是巡視組找到我，我肯定也只會給他唱贊歌，為什么呢？大領導如果一出事，我們整個系統都會面臨洗牌。首當其沖的是，工資待遇肯定會進一步被削減。”

提起解決的藥方，接受采訪的官員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規則二字。一個國家的年輕人都往公務員隊伍里擠，在許多人看來，就說明制度設計出現了問題。“說明市場活力不夠，如果民企的生存環境更寬松，肯定有更多年輕人選擇到外邊闖。”王婉婷說。

令王婉婷稍感欣慰的是，年輕人對公務員的熱情似乎有減退的跡象。公開資料顯示，今年的高校畢業人數將達727萬，加上去年沒找到工作的今年高校就業人數將突破810萬，而被稱為最難就業年的2013年這一數字是699萬，可是相應之下，今年報考公務員的人數比去年下降了36萬——從去年的292.45萬下降到今年的256.36萬。

與此同時，公務員計劃招錄人數也出現下降，從去年的11.72萬降到今年的10.18萬。有專家表示，“招報雙降”，是常年“高燒不退”的公務員熱向正常態的歸位，也是最近兩年中央這場改革效應的釋放。

“高層希望通過這兩年的肅貪將公務員職業復歸平常，將一些懷有特殊預期的人擠出去，才能推動改革。”一位接近高層的部委人士說。

但另一方面，為了穩住體制內的優秀公務員，中央正在制定新的公務員工資改革方案。據媒體報道，本輪公務員工資改革的重點為調整工資結構，解決失衡問題，并再次規范地方津補貼，“調低、擴中、限高”被重新強調，受益最大的是基層公務員。

南方周末記者接觸的不少官員都表示，報考公務員的人數的確沒有往年多，但他們也表示，公務員熱退潮的過程，不會那么快，可能要過幾年才能看出來。

“關鍵要看這場運動是不是一陣風。”于波給出的藥方，包括把公務員人數減半，對公務員要建立明確的考核指標，以及怎么體現公務員的價值感。“價值感，這是最大的問題，而不要僅僅停留在表面上腐敗的問題。這個不解決，腐敗問題也解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