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要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必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久前，農業部組織了“百鄉萬戶”調查活動，派出108名干部，耗時兩個月，深入基層展開調研，足跡遍布27個省市自治區的500多個村，真正做到了問政于民、問計于民、問需于民。
據此形成的系列調研報告，充分反映了我國農業發展的實際情況，既有對基層經驗的發現，也有對困難問題的揭示，并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對策建議。其中很多話題具有普遍意義，可以為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提供借鑒。本報特選編部分調研報告，以饗讀者。
今日推出的首份報告聚焦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問題。讓農民種糧有利可圖、讓主產區抓糧有積極性，是確保糧食生產健康穩定發展的應有之義。
過去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體制形成并拉大了工農、城鄉差距，致使農業大縣、產糧大縣一般都是工業弱縣、經濟小縣、財政窮縣，有的甚至是貧困縣。我們在湖北省監利縣、仙桃市開展“百鄉萬戶”調查過程中，對“建立和完善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進行了專題調研。通過進村入戶走訪調查，與種糧農民、大戶、專業合作社和基層農技人員、鄉村干部和縣（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座談，廣泛聽取意見。
他們認為，農業大縣、產糧大縣過去通過工農“剪刀差”為國家工業和城市建設提供了大量資金積累，在長期發展糧食和農業生產過程中為國家保護了耕地、水等資源，失去了發展工商、地產等稅源產業的機會，影響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今后，還要通過穩定發展糧食和農業生產為國家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建設提供強力支撐。這些地區為全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的犧牲，理應由國家給予補償。希望國家在鞏固強化現有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基礎上，不斷加大“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力度，加快建立和完善“五大”利益補償機制，進一步調動農民務農種糧、地方政府重農抓糧、科技人員科技興糧的積極性。
生產能力補償
據有關專家預測，隨著我國耕地面積逐步減少，人口特別是城鎮人口進一步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未來20年我國糧食需求總量仍呈剛性增長。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必須主要依靠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重點通過改善糧食主產區生產條件、提高單產增加總產來實現。
在水稻生產大縣監利縣調研座談時，縣水利局長吳愛清說，改革開放前，監利縣每年冬季要組織1600萬個工（每個農村勞動力出40個工）投入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而目前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多外出務工，在家農民也不再投入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雖然近年國家實施了綜合開發、土地整理、高標準農田建設等有關項目，但由于地方配套資金無法足額落實，致使一些新建的農田水利設施難以正常使用。
目前，監利全縣中小型骨干泵站（155千瓦以上）272臺，能夠正常運轉的只有80臺；渠道長10575公里，有2501公里處于嚴重淤塞狀態。加之農村電器和農機具大量增加，電力容量不足，致使許多農田干旱時引水難、積水時排水難，嚴重影響糧食生產水平和冬季稻田開發。全縣257萬畝耕地中，有200萬畝左右屬中低產田，田間基礎設施（特別是溝渠泵閘和電力設施）建設和維護需要資金量大，縣級財政無力投入，農民不愿投入。
國家需要持續增加糧食生產，就應該對產糧大縣農田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大投入力度，對保護耕地和水資源、提升糧食生產能力給予補償。建議國家整合相關項目，增加資金投入，通過轉移支付下達縣級財政，取消地方資金配套，由縣里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和生產需要進行統一規劃、集中連片實施，實實在在地提高防災抗災水平和糧食生產能力。
現代裝備補償
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在家務農種糧農民老齡化問題越來越突出，有的地方已出現無人種糧的現象。要解決“誰來種糧”問題，必須盡快改變一家一戶小規模、畜力耕作的糧食生產方式，在集中連片改善農田基礎設施的同時，大力推進耕地依法自愿有償流轉和用途管控，大力發展糧食機械化生產和適度規模經營，使農民務農種糧收入不低于外出打工的水平。
規模經營需要生產機械和烘干、儲藏等現代裝備作保障。仙桃市農機局長許寶林在座談會上說，現在的年輕農民受文化程度、社會環境和價值觀念等影響，絕大多數不愿像父輩那樣“面朝黃土背朝天”務農種糧，并且寧可把土地送給親戚鄰居種，也不希望年邁的父母還干沉重的農活，這為推進土地流轉和發展機械化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
許寶林說，近年來，國家實施的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對農民購置農業機械給予了一定的補償，但補貼的種類不夠、標準偏低。目前，仙桃市土地耕整、旱地作物播種、灌溉、收割、運輸、脫粒已基本實現機械化，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71%左右，但水稻機插秧率不足30%，主要是大棚集中育秧發展不足。育秧大棚既沒有納入農機購置補貼范圍，也沒有實行技術補貼政策。此外，種糧大縣農機裝備多，大多是田間作業機械，不上路行駛，不應該繳納養路費；另一方面，農機作業量大，柴油消耗量多，國家在柴油價格中加收養路費增加了農民不合理負擔，1到2年就把農機購置補貼全部抵消了。據初步估算，2013年仙桃市農機作業耗油16860噸以上，多收農民養路費1600萬元以上，相當于當年農機購置補貼的59%。
在走訪調研中，仙桃市?河鎮余腦村種糧大戶鄧有才反映，目前糧食規模生產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晾曬、烘干、儲藏設施。一家一戶種糧農民缺曬場和勞力，大多在田間收獲時就將“水谷子”賣給糧販，雖然價格低一點，但面積小、損失不大。可對種糧大戶和農民合作社來說，賣“水谷子”的面積大、數量多、損失不小；如果收獲期遇到連陰雨，“水谷子”也賣不掉，一旦發芽、霉爛，損失就更大了。
鄧有才建議國家把育秧大棚、烘干、倉儲等設施納入農機購置補貼范圍，提高農機補貼標準，取消養路費并入柴油價格收取政策，對農民發展現代農業、調整生產方式、更換生產裝備給予相應的補償，促進糧食機械化生產和適度規模經營，降低規模經營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確保獲得穩定的務農種糧收益，從而真正調動農民務農種糧的積極性。
科技支撐補償
農業發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近年來，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的邊際效應呈遞減趨勢，科技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無論一個國家，還是一個縣，要確保糧食和農業生產穩定發展，就必須建立健全農業行政管理體系和科技服務隊伍，持續不斷地開展增產增效、防災減災、優質安全新品種和新技術的試驗集成、示范推廣。
在談到監利縣下派農技中心技術人員駐村一個月指導集中育秧時，縣農業局副局長、縣農技推廣中心主任李詩信說，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基層干部的主要精力大多用在招商引資、發展經濟上，而糧食主產區、產糧大縣則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用在發展糧食和農業生產上，不斷充實基層農技服務隊伍，大力支持高產創建、病蟲防治、測土配方施肥等科技項目，養這些人、干這些事都是為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其投入理應由國家給予補償。
李詩信說，近年來，盡管國家實施了“一個銜接、兩個覆蓋”政策，但由于產糧大縣鄉鎮多，農民數量大，服務對象多、面積大，每個縣相同數量的投入既不公平，力度也不夠，有些地方還沒有真正落實。目前，基層農技推廣體系薄弱已成為糧食和農業穩定發展的一大隱憂：一是身份不明。鄉鎮農技人員實行“以錢養事”，沒有人員編制，沒有明確身份，既不是行政干部，也不是事業、企業人員，相當于臨時工，很難安心工作。二是人員不足。全縣21個鄉鎮、206萬畝耕地，僅有鄉鎮農技人員55名，平均每位農技員服務范圍達3.7萬畝，遠高于國家規定的1至1.5萬畝。三是年齡老化。55名鄉鎮農技人員中，50歲以上的22人（占40％），有3個鄉鎮農技人員近兩三年將全部退休，面臨青黃不接的局面。四是條件較差。人均月收入不足1700元，年辦公經費不足1.3萬元，主要用于調查、審核“四補貼”有關數據，無法正常開展業務工作，原有人員留不住，招錄人員沒人來，各鄉鎮農技站最近8年未增添新的人員。
李詩信建議國家再進一步鞏固強化“一個銜接、兩個覆蓋”政策，加大糧食主產區基層農技推廣體系建設與改革的投入力度，增加高產創建、增產技術模式攻關、重大病蟲應急防治、測土配方施肥等專項補助資金，完善小麥“一噴三防”、水稻“集中育秧”、“地膜覆蓋”等防災減災、高產穩產關鍵技術補助政策，酌情安排有關政策、項目的工作經費，加速農業科技新成果的推廣應用，為糧食和農業穩定發展提供強力支撐。
財政稅收補償
從2004年開始，國家取消了“農業稅”，農民種糧不再交稅，地方政府投入發展糧食生產的資金既沒有回報，又形不成稅源；發展糧食等農產品加工業，因國家減免了糧食種植和初加工企業的企業所得稅，地方還對經營困難的糧食加工企業的土地使用稅和房產稅實施減免，稅收也遠低于一般的工商業。因此，發展糧食生產對地方財政稅收貢獻不大。
仙桃市財政局副局長何瀟在座談會上說，產糧大縣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用于發展糧食和農業生產，不僅喪失了發展工、商業等稅源的機會，而且犧牲了相應資金、資源投入工商業所獲得的機會收益。2013年仙桃市財政收入為32.5億元，其中地方公共財政收入21億元，財政支出達50.7億元，嚴重入不敷出。在這種情況下，仙桃市仍然投入7.98億元（其中本級財政投入2.15億元），如果把這些資金投入工、商業，不僅能很快收回投資，而且還能培育新的稅源，但投入糧食生產越多，地方財政越窮。
何瀟認為，產糧大縣為發展糧食生產所減少的財政稅收和犧牲的機會收益，國家應通過轉移支付給予補償，增強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和社會事業的基本財力。建議國家以糧食總產量和商品量為主要依據，增加產糧大縣獎補資金（每年不低于2011年國務院獎勵資金水平），加大一般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增加農產品加工企業稅收地方留成比例，取消糧食生產政策性保險等支農項目的地方資金配套，提高糧食生產在各級政府績效考核中的比重，使產糧大縣在政治上有榮譽、經濟上有實惠、工作上有業績，進一步保護和調動地方政府重農抓糧的積極性。
生活保障補償
推進土地流轉、實行規模經營是穩定發展糧食生產、提高我國農業國際競爭力的必由之路。仙桃市經管局長楊正林認為，仙桃市土地流轉速度比較慢，目前只流轉了24%（包括送給親戚朋友耕種的不規范流轉）。真正通過市場機制作用、依法規范地流轉土地，還有一個過程。
楊正林說，表面看，主要是還有一批從小一直務農種糧的農民不愿放棄土地，把土地看成“命根子”，有的外出打工農民寧可把土地送給親戚鄰居耕種，也不愿流轉。深層原因在于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起來，在家“留守”農民大多年老體弱，外出打工的中年農民大多吃“體力飯”，最終還要回到老家，僅靠每畝幾百元的土地流轉費難以生活，只好把種地作為最后的生活保障。
楊正林建議，國家應在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基礎上，加大產糧大縣農民參加養老保險和新農合的補助標準，使之與城鎮居民一樣，到60歲時退出承包的土地，以后靠養老保險金基本就能夠生活，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那時土地就能夠真正流轉起來了。
我們在仙桃市胡場鎮四號村與農民座談時，一位65歲的農民周賢民說，“我一輩子種地，別的活不會干，外出打工沒人要，兒女都分別成家了，我們老兩口如果把4畝多地流轉出去，一年流轉費才1000多元，加上國家每月發的50—60元/人養老金，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費只有120元左右。我們為國家種了一輩子糧食，老了需要扶助，且不說與農場職工一樣每月發給退休工資，至少也應跟城市居民一樣，發給的養老金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讓我們能顧上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