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晚間，徐業安自殺身亡的傳聞即廣泛傳播。接近國家信訪局的人士向記者透露，徐在4月8日上午被發現自殺。據稱，徐身體一直很不好，最近幾個月耳鳴，情緒也不太好。至于為何情緒不好，目前尚不清楚原因。

徐業安1955年5月出生，湖北武漢人，1982年從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后，進入湖北省委辦公廳信訪處工作，此后的32年間，一直在信訪系統工作。1989年，徐擔任湖北省委省政府信訪辦公室綜合處副處長，之后升為處長，1997年到1998年間在湖北省南漳縣掛職縣委副書記，然后任湖北省委省政府信訪辦公室副主任，省信訪局副局長，2005年調任國家信訪局，任辦公室主任，2010年任正局級信訪督查專員，先后兼任國家投訴受理辦公室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綜合指導司司長，2011年10月擔任國家信訪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截至4月10日上午，在國家信訪局官方網站上，“局領導介紹”一欄中，徐業安的名字仍在列，為排名第三的副局長。

此前的3月11日，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信訪局局長舒曉琴在京會見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張曉明，徐業安參加會見。之后的3月17日，國家信訪局召開全體干部職工大會，傳達學習全國“兩會”精神，徐業安參加會議并在主席臺就坐。

此前的2013年11月2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國家信訪局黨組成員、副局長許杰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

中國的信訪制度被定位為“中央與人民群眾直接聯系的重要渠道、是各級黨委和政府傾聽人民群眾意見、建議和要求，接受人民監督的重要途徑”，是老百姓向政府反映問題、行使民主監督權利、實行“下情上達”的途徑。

國家信訪局的主要職責，包括承辦領導同志交辦的信訪事項，督促檢查領導同志有關批示件的落實情況，向地方和部門交辦信訪事項，督促檢查重要信訪事項的處理和落實。近年來，隨著“進京上訪”情況越來越嚴重，協調處理群眾集體來京上訪和異常、突發信訪事件的任務越來越重。

隨著“進京上訪”人員的數量和規模成為評價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信訪考核和問責壓力下，地方用各種手段到北京“截訪”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由此催生了“黑監獄”、黑保安公司和廣泛的非法拘禁等亂象，包括出現地方政府到上級信訪部門花錢銷號的情況。

2012年年底開始，執行多年的信訪考核和問責制度出現松動，很多地方不再搞信訪排名和通報。在此前后，涉訴涉法信訪改革進程加快。由此，北京地區暴力截訪事件明顯減少。（據財新網）

官員自殺原因有二：

壓力大 抑郁癥 無人傾訴

《人民論壇》曾調查，80%以上的官員特別是基層官員存在著較大的心理壓力、心理疲勞以及心理不平衡。不少專家在分析官員自殺現象時，都提到了官員的壓力問題。在社會轉型期，原有的領導模式、思維方式均需更新，自己又面臨巨大的晉升壓力，而日臻完善的問責機制，也讓官員的心理壓力大增。“有些突發事件發生后，部分官員缺乏危機處理經驗，讓自身也陷入了能力和心理的雙重危機，不但要手忙腳亂地處理善后事宜，還要承受來自上級和社會的壓力，這也可能成為官員自殺的原因。”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成言教授如此分析。

有一些官員選擇自殺 可能是被迫丟卒保車

少數地方官商之間會形成牢固的利益聯盟，當這個利益鏈中某個官員出了問題，眼看即將“全軍覆沒”，有人就會犧牲“小我”……“官員一自殺，要么解釋說工作壓力大，要么說患有抑郁癥，但老這么說，百姓會懷疑。”國家行政學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認為，官方的調查對某個個案而言可能是真實的，但如果說絕大多數非正常死亡的官員都是因為壓力大、患病致死，百姓會有很大疑問。

有專家分析認為，官員掌握著一定的人、財、物的支配權，由于我國缺乏完善和健全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回避制度等防止利益沖突的機制，在社會資源分配過程中，官員面臨眾多的誘惑，“尋租交易”使官員成為腐敗“高危人群”。在眾多誘惑和高壓反腐之間，官員的心態常常矛盾和失衡，容易產生嚴重的心理危機。實際上，有一些官員自殺后，媒體到當地調查時，群眾就反映，此人可能涉嫌腐敗被查，是畏罪自殺。有些網友甚至一聽說官員自殺，就條件反射般地想到肯定與腐敗有關。

政法系統官員成自殺重災區 自殺多發于45-56歲

近年來，政法系統的官員頻頻自殺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據法治周末記者統計，近3年來，選擇跳樓、自縊的政法領導干部就有數人。進入2013年，選擇自殺的官員驟然增多，頻率升高，除了2月17日柯建國墜樓身亡外，1月8日，廣東省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祁曉林自縊身亡，時年55歲；相隔不過3天，1月11日，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法院副院長張萬雄跳樓身亡，時年46歲。

此外，紀檢、監察系統的官員也成為自殺的重災區，2010年8月27日，江蘇省射陽縣紀委監察室副主任戴勇跳樓身亡，時年45歲，自殺前階段感覺精神不佳，自稱睡眠很差，有抑郁癥狀；2011年2月12日，山西省運城市紀委副書記、監察局局長蔡鐵剛跳樓身亡，時年5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