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發路線圖

《財經》記者的調查表明，衡陽選舉賄案的曝光，源于多名落選的省人大代表候選人舉報。

不過，引發海嘯的“蝴蝶翅膀”并不在衡陽，而是在距離衡陽300多公里以外的邵陽。2013年1月中旬，邵陽籍省人大代表候選人、企業家黃玉彪以行賄者身份，在多個網站實名舉報自己曾向該市的多個縣人大代表團賄選，并將部分證據以附圖形式貼出，事件被媒體廣泛報道(參見《財經》2013年第9期“賄選潛規則”)。

黃玉彪告訴《財經》記者，2013年1月29日，在從邵陽赴長沙接受媒體采訪的車內，他接到衡陽團落選者的電話說，“衡陽的情況跟邵陽一模一樣。”

受到黃玉彪的啟發，對方欲向其索要媒體記者的電話尋求曝光。黃從電話里得知，至少有兩位落選者參與此事，一名是企業家，一名是政府官員。另有一名企業家雖已花費300萬元當選，也要告。“我告訴他們，報道寫出來發到網上，可能馬上就被刪掉了。最好找新華社寫內參，不要找省分社，要找總社的。”黃說。

但之后，與黃玉彪類似，衡陽的舉報者選擇了以網絡為平臺進行第一輪舉報。

最先“中槍”者是衡陽市南岳區鑫盛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左建國。2013年2月19日，央視記者趙喜在微博中貼出一份自稱來自舉報人李新庚的實名舉報材料稱，2007年，衡陽市南岳區鑫盛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左建國利用丈夫李甲成任衡山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職務之便，采用賄賂方式給每個縣人大代表3000元，總共花費70多萬元賄選成為衡陽市第十三屆人大代表。2013年她又花費近300萬元，當選省第十二屆人大代表。

舉報信附有李新庚的家庭住址、手機號和個人簽名。李新庚的身份是衡山縣一名律師。不過，他本人對媒體否認了這一說法，稱自己被人冒名。

此事曝光后，衡陽市委宣傳部表示，有關部門啟動對左建國賄選問題的調查。

隨后在3月14日，衡陽另一位省人大代表、常寧市幸福老年公寓董事長吳群被指在選舉中發出636個信封，每個裝有五六千元。

衡陽賄案爆發后進行處理時，左建國、吳群的姓名都出現在被省人大確認當選無效的56名省人大代表名單之中。

網絡舉報只是第一步。黃玉彪稱，事后他得知，舉報者依照其建議，在北京找到新華社總社記者撰寫了國內動態清樣。此外，中央紀委也收到了控告材料。當年5月，黃玉彪從北京的渠道得知，新華社的內參報道獲得高層“一查到底”的批示。

湖南省委正式知曉此事，是在2013年4月9日。當天，包括徐守盛在內的湖南省領導五人小組開會聽取匯報后，決定嚴肅查處，因此該案的內部代號為“4·09破壞選舉案”。

6月上旬，中央工作組進場，查處力度驟然升級。“中央對案件定性后，(省委)書記把我們叫到北京，要求分類處理，同時開始考慮干部的準備，涉案干部按級別由市委書記、副書記等談話。”李億龍在會議發言中說。

據了解，李億龍負責的談話對象，一般都約談了10次左右，最多的談了近20次。

一位前衡陽政界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事件曝光的背后，共有十余名落選者聯合起來，一直在北京舉報。據其所知，舉報的直接原因是，這些平均花費都在百萬元以上的參選者感到很委屈，“人大主動讓他們去送的，結果沒讓他們選上，連錢也不退。對一些資產在千萬級的小老板，幾百萬也是一筆很大的錢。”

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胡國初被移送司法機關后，衡陽市委書記李億龍在市人代會上當選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成為湖南14個市州中唯一一個兼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市委書記。對于收錢的衡陽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緊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開會，決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動集體請辭的方式處理。

衡陽政界生態

案件爆發之前，衡陽的賄選氛圍已形成經年。

源頭起于何時目前無從追溯。曾于1983年至2003年在人大系統任職20年的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原秘書長傅學儉對《財經》記者回憶，在2003年他卸任之前，未曾聽聞相關事件。

有據可查的最早記錄是在2006年下半年，衡陽耒陽市紀委公開處分了肥田鄉政協聯工委原主任蔣某，將之開除黨籍。原因是蔣某出于競選鄉長一職的目的，給每個鄉人大代表奉送400元，另有煙酒等物。

口子一旦打開，價碼隨著競爭加劇而水漲船高。

對衡陽來說，2007年是問題迭出的一年。中組部于2008年1月通報稱，2007年9月，在湖南省衡陽市委對縣級人大、政府、政協領導班子進行換屆考察期間，衡南縣財政局局長何某以發放中國農民補貼網建設獎金的名義，向具有推薦權的各鄉鎮(辦事處)黨委、人大、政府的主要領導每人發放1000元，請他們在推薦副縣級領導干部時支持自己。事發后，何某被取消提名資格和免職，并由紀檢機關立案查處，發放的所謂“獎金”被如數收繳。

該年11月，《望東方周刊》報道，一名參選市人大代表的候選人送出了280個紅包，每個500元，因送的不如其他競爭對手多而落選。

上述前衡陽政界人士介紹，同在2007年，當地一位百貨業女老總以2000元一張的購物卡開道，花費100多萬元參選省人大代表，仍然落選，得知結果后失聲痛哭，成為當地政界笑談。

正是在這一屆賄案頻發的選舉中，2008年1月，此次因收受錢款涉嫌玩忽職守被移送司法機關的胡國初當選衡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胡國初，生于1953年，2013年年屆60歲。若非意外，去年他將如期卸任，頤養晚年。他是在衡陽本地出生、入仕的干部，此前歷任市委組織部長、市紀委書記、市委副書記，門生故舊遍布，擅于為所在部門爭取利益。在任職人大主任的六年間，他為人大系統的劃地、蓋樓貢獻良多。

任期內，他曾與四任市委書記搭檔。此番出事的童名謙，是其中第三任。童名謙調任衡陽以前，曾在湘西州和邵陽市擔任書記，此前在兩地分別遭遇鳳凰大橋垮塌事故、湘西非法集資案和邵陽沉船事故，來衡陽后又遇到破壞選舉案，反而一路升遷，招致輿論非議。

認識童名謙的湖南政商界人士對其評價相當一致：謹小慎微的老實人，有“官德”而無官威。童名謙家族在湖南官場頗有實力，其親屬在省發改委、省委組織部和婁底市擔任要職。在選舉之時的2013年1月，他當選省政協副主席，三個月后即調任省城，未料在過渡階段事發。

由于涉案者多為市管干部，按照相關原則，查處應由市一級組織負責，但童名謙并未承擔相應責任。“衡陽害了我，我害了衡陽。”他在事后如此感慨。

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三名花了錢落選的企業老板曾在辦公室堵住童名謙討要說法，童做出批示，要將錢款予以退還。這份批示日后成為其玩忽職守的重要書證。

“正常的做法是，當場拍桌子，批示調查，哪有批示退錢了事的？”這位人士說。

拜票流水線

不唯湖南，近年人大代表賄選問題在山西的太原和聞喜，安徽的巢湖，廣東的清遠和韶關，浙江的松陽、上虞和樂清等地屢現公開披露或舉報。但在衡陽，紅包的分量更豐厚。

《財經》記者獲知，去歲衡陽選舉省代表，單個紅包的量級達到5000元至7000元。黃玉彪透露稱，同年邵陽送紅包的“行情”為，縣委書記、縣長與縣人大主任3000元，普通代表1000元。

在收入一端，邵陽的人大代表人均收受的錢款約在一兩萬元；傅學儉去年曾私下詢問一位常德代表團的省代表是否收過紅包，對方回答，“連現金帶卡，收了14000元。”較之衡陽團的市代表人均20萬元的收入，差距在10倍之間。

“送紅包的現象一直都有，但去年衡陽的規模和量級到了頂峰，這與胡國初的默許密不可分。”上述前衡陽政界人士分析，“他可能是馬上要到任，想最后為人大系統的人多爭點利益。”

湖南省人大一位內部人士透露，衡東縣人大常委會一位副主任，去年以工作人員身份去市人大代表團，加入簡報組，屬于沒什么“油水”的工作，故而幸免于難，同期參與選舉聯絡工作委員會(下稱聯工委)的同事，幾乎全因代人收發紅包而被停職。在這次破壞選舉案中，共有68名工作人員收受錢物。

“人大聯工委的位置是個肥缺。”上述前衡陽政界人士說，因為工作人員掌握代表名單和住址，熟悉選舉流程，成為操作賄選不可避免的環節。衡陽市人大工作人員將收發紅包發展為“專業化運作”：有人專門負責收錢，有人專門負責聯絡，甚至在運作時考慮到候選人太多，投票代表們記不住名字，還專門分發名單，以及派小組長監督是否按名單填選舉表格。

湘南人在湖南本地被認為擁有爭強好斗的“礦石性格”，這種爭斗也體現在紅包的厚度上。在拜票的金元競爭中，衡陽市人大工作人員會將各位拜票者的價碼相互通報，暗示他們層層加碼。“他們會告訴你，這個老板出了兩百萬，那個老板出了三百萬，你要想當選，得補送。”

每到選舉時節，手握投票權的代表們大多會坐在賓館等著收錢，并按照拜票者的資產規模分別評估心理價位，送得比預計的偏少，會被認為影響誠意的表達。“一個身價幾十億的老板，才送2000塊錢，打發叫花子嗎？”上述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說。

這一過程，在邵陽如出一轍。黃玉彪對于選舉細節并不熟悉，投票日的前幾天，他才從經商所在的廣東回到邵陽，在宴請邵陽市人大一名領導等人時，他被建議向各縣人大代表團送紅包，以確保當選。

在送出第一輪紅包后，黃玉彪聽聞其他候選人臨時補送，但自己不愿再加錢。他認為這是自己落選的原因。

在黃玉彪舉報后，湖南省紀委進行了調查，不久后，邵陽市人大常委會一名涉事的副主任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數名縣人大聯工委主任也被警告處分。

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胡國初被移送司法機關后，衡陽市委書記李億龍在市人代會上當選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成為湖南14個市州中唯一一個兼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市委書記。對于收錢的衡陽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緊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開會，決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動集體請辭的方式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