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農業(yè)產出很難維持城鎮(zhèn)化的推進

今年已經是改革開放的第35個年頭。應該說這些年來，我國的城鎮(zhèn)化進程確實取得了重大成就。從數據上看非常明顯，1978年的城鎮(zhèn)化率為17.9%，2012年達到了52.6%，平均每年是一個多百分點的提高。我國推動了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城鎮(zhèn)化，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由于城鎮(zhèn)化的快速推進，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非農就業(yè)機會，許多農民進城務工經商，有兩億多農民從耕地上解放出來，轉到二、三產業(yè)中就業(yè)，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首先，大量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yè)的轉移，給農村逐步推進規(guī)模經營創(chuàng)造了條件。據了解，現在全國農村流轉的耕地已經超過2.7億畝，占農民承包合同耕地的21%左右。一部分人離開了農業(yè)，另外一部分人增加了經營的土地面積，使農業(yè)提高了效率。其次，大量農民到城鎮(zhèn)務工經商，創(chuàng)造了增收機會。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調查的數據，去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7917元，其中43.6%是來自于農民的工資性收入，也就是農業(yè)以外的收入。我相信再過兩三年，農民收入中的半壁江山將來自于非農產業(yè)的工資性收入。所以說，城鎮(zhèn)化自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為解決 “三農”問題提供了有力支持。

城鎮(zhèn)化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帶來的問題和挑戰(zhàn)也是非常嚴峻的。下一步城鎮(zhèn)化到底怎么走，確實是值得思考的一件大事。去年召開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走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著力提高城鎮(zhèn)化的質量，這兩句話含義是深刻的。什么叫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什么叫提高城鎮(zhèn)化質量，這需要從兩個方面去看。一個是要解決好城鎮(zhèn)發(fā)展建設過程中的問題，比如更好地進行城鎮(zhèn)規(guī)劃、建設和管理，給廣大市民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另一個就是解決好城鎮(zhèn)化進程中的“三農”問題。城鎮(zhèn)化不可能是孤立的，冒進的城鎮(zhèn)化、孤立的城市化是不可能持續(xù)的。年齡大一點的同志還有點記憶，我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次逆城鎮(zhèn)化的現象。第一次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也就是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由于農業(yè)的凋敝和衰弱，農業(yè)供給的食品滿足不了城鎮(zhèn)居民的需要，當時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關停并轉部分企事業(yè)單位，讓兩千多萬居民回到鄉(xiāng)村再去過農民的生活，以解決他們的吃飯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中，如果農業(yè)支撐不了，城市化就不得不退回去。第二次逆城鎮(zhèn)化我自己就經歷了，那時候搞文化大革命，學校有兩年不上課，當時我初中畢業(yè)留在城里，1968年夏天中央號召上山下鄉(xiāng)，當時也沒有多想就去了。上山下鄉(xiāng)真正的高潮是在1968年底到1969年，一直持續(xù)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現在我們明白了，最主要的就是當時城里沒有就業(yè)機會，也沒有那么多糧食可以養(yǎng)活你，所以城鎮(zhèn)青年到農村去自己解決吃飯問題。當時我印象很深，毛主席讓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但是貧下中農的態(tài)度也非常復雜，主席的號召不能不聽，要歡迎。但是背地里說，村里就這么點兒地，又來了這么多人，城里的知青是到農村來搶工分、搶口糧了。這個事實說明，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內亂，當時的城鎮(zhèn)在經濟上已經是支撐不下去了，所以才要讓城里人到農村去找飯吃。因此，能不能處理好“三農”問題，是關系到城鎮(zhèn)化成敗存亡的大問題。我們一定要從國情出發(fā)，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總結如何走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我想結合已有的城鎮(zhèn)化進程和當前面臨的一些問題、挑戰(zhàn)，講三個方面的情況和看法，供大家參考。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農業(yè)，糧食獲得了“九連增”、農民收入增長“九連快”。近十年是我國歷史上農業(yè)發(fā)展最快，農村面貌變化最大，農民得實惠最多的十年，特別是糧食產量的增長超乎很多人的意料。全國糧食產量連續(xù)九年增長，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曾有過。過去我們的糧食生產周期大體是四年一個輪回，通常情況下兩豐一欠一平。2003年，我國糧食總產量8614億斤，經過九年的努力，2012年達到了11791億斤，年度產量提高3177億斤。但是很多人也在問，一方面是國內糧食產量“九連增”，另一方面以糧食為首的一些重要農產品的進口數量也在不斷增長，這到底怎么回事？我們的糧食產量數字實不實？進口到底是因為什么？我覺得產量實不實可以有很多方法來檢驗，但如果從供求關系和市場糧食價格的角度去看，我覺得應該和這個情況差的不遠。近幾年的糧價上升，很大程度是政府為了保證農民彌補生產成本，采取了每年都適當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的措施。如果市場糧價達不到政府規(guī)定的最低價格，就由政府的儲備部門按照最低價收購。這樣市場糧食流通的數量減少，價格就會上升。當市價高于最低價的時候，政府部門可以退出，讓市場的主體去經營糧食。但是當它下滑到跌破最低價這個底線，政府還可以再用這個辦法收購。所以農民把最低價叫“托底”價，由政府托著糧價。所以這些年來，并沒有出現過糧價不正常的大幅度上漲，因此我認為糧食產量的數據基本上是可靠的。

為什么一面豐收一面大幅度的進口？我想原因非常復雜。一是人口增加。我們在七、八年之前有個基本判斷，進入21世紀，人口平均每年增長600-700萬，加上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每年需要增加70億到80億斤糧食。二是城鎮(zhèn)化水平快速提高。農民在農村和進城后都要吃飯，但進城后的吃法是不一樣的，進城所有的食物全都要買。從國家統(tǒng)計局對2011年城鄉(xiāng)居民食品消費的調查統(tǒng)計中可以看到，兩者農產品消費的數量差別非常大。城鎮(zhèn)居民的口糧消費確實比農村居民低，但其它農產品的消費明顯高于農民，其中新鮮蔬菜高出28%、食用植物油高出24%、肉類高出51%、家禽高出136%、禽蛋高出87%、水產品高出兩倍以上。現在還沒有關于進城農民工食品消費的專項統(tǒng)計數據，但憑直感來說，因為體力勞動強度大，農民工消費高脂肪高熱量食品的數量，可能比城市居民還要高。三是糧食深加工轉化需求增加。隨著經濟技術的發(fā)展，糧食的用途多元化了，比如說很多能源產品就來自于糧食，很多化工產品也來自于糧食。

現在糧食進口年年在增加，去年糧食創(chuàng)記錄的進口了7233萬噸，歷史上第一次突破7000萬噸，其中谷物和谷物粉進口1398萬噸，大豆進口了5838萬噸。這里說明一下，國際上沒有整體的糧食概念，把小麥、大米和玉米合稱為谷物，大豆計算在油料中。我國把大豆算在糧食里面，糧食統(tǒng)計口徑和國際上不一致。如果不算大豆，按國際口徑去統(tǒng)計，我們進口的谷物在自身需求中的比例很低，大約在2%-3%之間。如果把大豆算進來就大了，相當于國內糧食總產量的12%左右。我國每年對大豆的總需求已經超過7000萬噸，2012年自己只生產1320萬噸，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80%。進口大豆干什么？第一個是榨油。進口大豆出油率在18%-19%；第二是作為飼料中的植物蛋白。世界大豆年產量為2.5億噸左右，能夠用于國際貿易出口的不超過1億噸，差不多有60%運到中國了。目前，我國大豆自給率僅為20%，因此國內大豆價格實際上由國際市場定，國際價格漲國內肯定要漲，大豆價格漲了，植物油價格、豆粕價格、飼料價格也就要漲，結果是肉禽蛋奶這些產品價格都隨之上漲。這幾年大家有明顯感覺，2008年以來植物油和畜產品價格波動很大，很大程度上是國際大豆價格上漲而我們在調控國內市場方面沒有主動權。

我國的耕地面積為18.2億畝，占全球的比重不到9%，而我國人口約占全世界的19%。我們現在年產11791億斤糧食，大概占全球糧食產量的22%。從這幾個數來看，我國農業(yè)的土地產出水平是很高的，居民整體消費水平也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這是我國農業(yè)創(chuàng)造的奇跡。城鎮(zhèn)化意味著人們對農產品的需求會大量增加，從目前情況看，農產品產量增長速度還趕不上需求的增長速度。沒有更高的產出，城鎮(zhèn)化很難持續(xù)推進。因此，在城鎮(zhèn)化的建設中，必須高度重視農業(yè)現代化。當然，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fā)展的今天，我們也沒有必要什么都追求自給，甚至采取各種破壞生態(tài)、損害長遠的手段去提高糧食的自給率。適當增加進口，只要不影響我們的安全，也利于緩解國內資源環(huán)境壓力，就應當考慮更加積極的農業(yè)“走出去”戰(zhàn)略，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

二、房價的上漲與供地價格的提高有直接關系

城鎮(zhèn)化過程中的土地矛盾非常突出，這是很糾結的事。客觀講，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城鎮(zhèn)化可以不占用農村的土地，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在土地問題上我們至少面臨著三大挑戰(zhàn)：一是糧食安全。糧食產量增長已經趕不上需求。城鎮(zhèn)化要占用耕地，有可能使得糧食的播種面積下降。二是宏觀調控。我國正處在經濟快速增長、產業(yè)結構調整、發(fā)展方式轉變的階段，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是保持經濟持續(xù)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的前提。2003年底，黨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土地是宏觀調控的閘門之一。三是保障農民利益。憲法規(guī)定，除法律另有規(guī)定外，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而城鎮(zhèn)化要占農民的地，在這個過程中只有讓農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長遠生計有保障，才能保持社會穩(wěn)定。要想處理好這三大挑戰(zhàn)，難度確實很大。現在議論很多，包括關于土地制度改革的議論，提出了各種具體的辦法和建議，開展了各種各樣的試驗，這當然是好事，但這也充分說明了土地問題的復雜性。在土地制度上，我們至少面對五方面問題。

現在每天都能看到關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各種文章和言論，基本都對當前的土地制度很不滿意，呼吁進行土地制度改革。我也覺得確實到了要下大力氣推進土地制度改革的時候。但是，土地制度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任何國家只要講土地制度，都有兩個支點，或者叫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土地的產權問題。如何清晰產權，如何保障產權人的合法權利，這是土地制度必須考慮的一大基本問題。另一個是用途管制問題。土地的利用不僅關系到土地權利人的權益，而且關系到公眾、關系到社會、關系到國家的未來。就全世界來講，不管土地所有制怎么樣，也不管社會經濟制度怎么樣，都實行土地的用途管制，這也是世界各國土地制度的另一大基本內容。這是你的地不假，但是怎么使用并不完全由你自己說了算，要由土地利用規(guī)劃來決定，這就是土地制度的復雜性。現在討論土地制度改革的時候，有些人只強調保障土地產權權利人的權益，而沒有土地利用必須服從用途管制的概念，似乎我自己的地怎么用由我說了算。還有些同志不理解，認為土地就是個要素，要素進入市場自由交易，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這在經濟學中是常識，管制土地的用途豈不是計劃經濟了嗎？其實，你到經濟最發(fā)達的、市場經濟體制最完善的國家去看，土地的用途管制比我們不知道要嚴多少。地是你的，怎么用必須聽規(guī)劃的。舉個不恰當的例子，這臺車是你買的，你作為所有者也好，占有者也好，你的合法權益國家必須保障，無論誰侵犯你的車的合法權利，都要受到法律懲處。但是，你絕沒有權利想怎么開車就怎么開，上路不能逆行，不能超速，不能闖紅燈。同樣，完善的土地制度也應該實現保護產權和用途管制這兩方面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