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碎片化阻礙流轉。“個別農戶就是愿意自己種地，不愿參與流轉，收入再可觀，人家不配合，咱也沒辦法。”五谷豐糧食合作社理事長鄭興春無奈地說，“只要有一戶不同意流轉或調地，就難以做到連片流轉。”再就是土地流轉后，合作社會在農田設施建設等方面進行投入，不可避免地出現農戶與合作社爭用農田設施的情況。在采訪中記者還發現，村委會出面，土地流轉相對容易。有人擔心，村委換屆選舉，村干部一旦落選，土地流轉容易成為“半拉子工程”。

作物非糧化。高青參與土地流轉的120多個合作社中純粹的種糧合作社占比不足20%，蔬菜、瓜果、苗木合作社才是主角。縣農業局副局長杜作忠說，這是合作社追求高收益高附加值造成的，其中起作用的是市場因素。“但是，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蔬菜過剩、菜賤傷農問題，這也與土地流轉有一定關系，應引起重視。”杜作忠說。

風險系數加大。劉樹海說，農業屬高風險行業，受氣候因素影響較大。這些年，災害天氣頻發，一旦遇到天災，有“合同在身”的合作社就可能無法履行協議，進而引發新的社會矛盾。再是這兩年土地流轉費逐年提高，合作社承受的壓力更大。

四大問題待解決

眼下正在開展的土地經營權確權進一步明確了土地的權屬，切實保護了耕地，為下一步規范的土地流轉創造了條件。那么，土地要實現更好流轉，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首先是法律問題。這些年，土地糾紛已上升為農村社會的重要矛盾，農民經常為添人增地及地界劃分、樹木遮蔭等發生糾紛。蓑衣樊村的土地全流轉讓這些問題迎刃而解。但土地全流轉，農民再吃大鍋飯的做法也讓他們惴惴不安。像該村一樣，村社一體推動土地全流轉的做法是否符合國家法律？

再是資金問題。農業項目是投資大、周期長、效益不確定的項目。農民將土地流轉出去，實際是將風險轉嫁給企業或合作社。規模化流轉后前期投入大，占用資金多是不爭事實，而農民本身投入能力有限，辦貸款又有多種困難。

三是人才問題。當前農村青壯年勞力基本外出務工，真正懂經營會管理的年輕職業農民少之又少。很多合作社急需科班出身的會計、金融專業畢業生，但這樣的人才又有幾個愿意到農村來？再是現代農民需要從事精量化作業，要熟練地使用電腦、駕駛農機等，這樣的農民又有多少？

四是領辦人的身份轉換問題。不少人以村負責人身份擔任合作社理事長，換屆之后，他們的身份問題就顯得尷尬。杜作忠說，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摒棄“官化”思維而用市場化思維，村委會換屆，合作社理事會也要按章程換屆，合作社不能搞成家族式合作社。